WON? CHEERS!
LOST? CHEERS UP!
What time is it? It’s a football time!
以上是Tiger Beer公司在英國足總杯期間播放的一則廣告。贏了要飲酒，輸了也要飲酒，這則廣告似乎設計得很理想，因為無論輸贏，Tiger Beer公司的啤酒都篤定有銷路。這與數學家Savage提出的確定事件（sure-thing principle）原則不謀而合，該原則認為：如果決策者知道事件E會發生，會采取行動A；知道事件E不會發生，會采取行動A；以此觀之，在不知道事件E是否發生的情況下，他也會采取行動A。然而，心理學家開展的一系列研究則表明，決策者并非總是遵循這一原則。例如，Tversky和Shafir（1992）讓被試假想自己剛剛玩了一個50%的可能贏$200，50%的可能輸$100的游戲。結果發現，在知道自己贏了的情況下，很多人選擇再玩一次同樣的游戲；在知道自己輸了的情況下，很多人也選擇了再玩一次；然而，在不知道第一次是贏還是輸的情況下，很多人卻拒絕再玩一次。Tversky和Shafir(1992）把這一違背確定性原則的“不合理”現象稱為分離效應(disjunction effect）。
Tversky和Shafir提出“基于理由的假設”（reasons-based account）和“思維惰性假設”（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來解釋分離效應。“基于理由的假設”認為，確定事件原則之所以被違背是因為不確定情境（不知道事件Ａ是否發生）中的理由沖突導致了決策者缺乏明確的采取行動的理由所致。例如，上述兩階段賭博游戲中，第一次贏了再玩一次的理由很明確——“即使第二次輸了，總體來說還是賺了(leaves him ahead overall)”；第一次輸了再玩一次的理由也很明確——“想扳回來(get out of the red)”；然而當第一次輸贏不明時，不同理由之間的沖突則會導致決策者缺乏清晰明確的再玩一次的理由，所以大多數人選擇不玩。然而，Shafir和Tversky(1992)在一次性2人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情境中卻用“思維惰性假設”（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來解釋分離效應。在此博弈中，得知對方背叛的情況下，97%的人選擇背叛；得知對方合作的情況下，84%的人選擇背叛；但在對方策略不明的情況下，只有63%的人選擇背叛。“思維惰性假設”認為，在已知對方合作/背叛的情況下，選擇合作/背叛的結果一目了然，背叛的獲益明顯大于合作的獲益，因此絕大多數人選擇背叛。而當對方策略不明時，由于決策者不能或者不愿沿著決策樹的分支進行結果推理（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而只能停留在決策樹的“節點上”，因而很多人選擇了不利于自身的非優勢策略（合作）。
為檢驗違背確定事件原則的原因，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李紓研究員、博士生江程銘，寧波大學心理系汪祚軍博士以及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心理學教授John C. Dunn等人通過設置或選取不同問題情境，間接或直接考察被試的決策理由來對上述兩種備擇假說進行檢驗。例如，在2005年荷蘭世界青年足球錦標賽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賽期間，研究人員詢問現場觀球的被試：在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隊贏了/輸了/不確定是贏了還是輸了的情況下，多大程度上愿意購買某一品牌的“啤酒”或“礦泉水”？根據“基于理由的假設”，在被詢問是否購買“啤酒”時，應該會出現分離效應。因為此種情境中，在已知自己支持的球隊贏了或輸了的條件下被試都有明確的理由買酒喝（贏球，慶祝一下；輸球，借酒解愁！），而輸贏未知時，被試則缺乏明確的買酒喝的理由，從而導致分離效應的產生。反之，“礦泉水情境”中則不應出現分離效應，因為無論是在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隊贏了/輸了，還是輸贏未知時，被試均具有一致的買礦泉水喝的理由（解渴）——不存在由于理由沖突而導致不確定條件下缺乏買水喝的理由的情況。另一方面，根據“思維惰性假設”，無論是買啤酒還是買礦泉水的情境中均應出現分離效應。因為在不確定（輸贏未知）條件下，被試會因不愿意沿著決策樹的分支進行思考（意即思考球隊贏了自己會怎樣做；輸了，又會怎樣做），從而相比兩種確定條件下，更傾向于不買啤酒或礦泉水。
上述球賽情境和其它決策情境的實驗結果均表明，在不存在理由沖突的決策情境（例如，礦泉水情境）中，分離效應減少了。這些研究結果支持“基于理由的假設”而與“思維惰性假設”不符。該研究結果與汪祚軍、李紓和江程銘等人近期發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上的一篇探討“
分離情境下的情緒反應”的文章相印證，在這一文章中，作者發現一“情緒版分離效應”，并指出，基于“基于理由的假設”可能是行為領域和情緒領域分離效應的更深層次解釋。”的文章相印證，在這一文章中，作者發現一“情緒版分離效應”，并指出，基于“基于理由的假設”可能是行為領域和情緒領域分離效應的更深層次解釋。
此外，李紓等人在研究中還比較了檢測分離效應的“基于群體”和“基于個體”的方法，結果發現，基于個體的檢驗方法比“基于群體”的檢驗方法更為敏感。該研究為深入理解分離效應的產生機制以及有效檢測分離效應提供了理論借鑒。
該研究部分受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2011CB711002)、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項目(KSCX2-YW-R-13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632003; 70871110)以及中國科學院“外國專家特聘研究員計劃”項目（2010T1S15）資助。成果已在線發表于《信息科學》期刊（Q1 in Computer Science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Li, S., Jiang, C-M, Dunn, J. C., & Wang, Z-J. (on line).
A test of “reason-based” and “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s of the disjunction effect.
Information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