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研究揭示影響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眾防疫行為的政府與個體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使世界各地陷入危機。為遏制這場危機，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充分合作至關重要。然而，目前關于影響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眾防疫行為的重要政府與個體因素，以及因素間如何交互影響民眾防疫行為等問題尚不得知。 

　　針對以上問題，中國科學院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劉勛研究組的研究人員于2020年2月24日至3月3日通過網絡問卷采集來自中國33個省市1131名被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政府因素、個體因素以及自身所采取防疫行為的主觀評價。其中，政府因素包括：疫情詳盡信息（Detailed Pandemic Information）、正向風險溝通（Positive Risk Communication）、駁斥謠言（Refuting Rumors）、醫療物資與心理支撐的供給情況（Supplies）。個體因素包括：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Efficacy）、積極情緒（感恩與希望，Positive Emotions）、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防疫行為包括：預防行為、回避行為、疾病管理行為。研究基于此構建多重中介模型，以探究不同因素對防疫行為的影響程度。 

　　路徑分析結果表明，四個政府因素（疫情詳盡信息、正向風險溝通、駁斥謠言、醫療物資與心理支撐的供給情況）均可顯著正向預測公眾防疫行為。其中，政府因素中的疫情詳盡信息和正向的風險溝通比駁斥謠言和醫療物資與心理支撐的供給情況對人們提高自身防疫行為的影響更大。這可能是因為，政府為公眾提供透明化與實際的疫情情況有助于建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從而更愿意采納防疫建議與防疫行為，一致抗疫（Siegrist & Zingg， 2014）。因此，研究建議政府應多積極實施疫情風險信息宣傳與管理手段，增強公眾信任與抗疫信心。 

　　此外，三個個體因素（自我效能感、積極情緒、風險認知）也均可顯著正向預測公眾防疫行為，且政府因素可通過個體因素的中介調節作用，影響個體的防疫行為。 

　　研究發現，政府因素可以促進個體對疫情的控制感，產生更多的感恩與希望情緒，以及增強對當前風險程度的評估。基于上述研究結果，研究人員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信息-認知/情緒-行為（Information-Perception/Consideration-Action）”，用于整合政府與個體因素在流行病防疫行為中的影響關系。綜上，研究建議政府因素的系統干預方案要與個體因素相結合，最終實現在公眾中有效預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文章已在線發表于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IF = 4.659, rank = 2/47, JIF = 98%): 

　　文章信息： 

　　Dai, B.^#, Fu, D.^#, Meng, G., Liu, B., Li, Q.* and Liu, X. (2020).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and individual predictors on COVID ‐19 protective behaviors in China: a path analysis model. Public Admin Rev. 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 doi:10.1111/puar.13236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showCitFormats?doi=10.1111%2Fpuar.1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