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進展
“汶川地震災區心理援助應急研究”取得新進展
發布時間:2009-12-11
作者:“受災人群的心理反應分析及干預方案”子課題組
繼“心理臺風眼”現象的相關研究成果發表于PLoS ONE雜志后,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李紓研究員主持的知識創新工程重要方向項目“汶川地震災區心理援助應急研究”(KKCX1-YW-05)——“受災人群的心理反應分析及干預方案”子課題又取得了新的研究進展,另有3篇論文相繼被SSCI期刊接受,其中1篇已在線發表于《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期刊。
已發表的這篇文章(Li, J-Z., Li, S., Wang, W-Z., Rao, L-L, & Liu, H. (2009) Are people always more risk averse after disasters? Surveys after a heavy snow-hit and a major earthquake in China in 2008.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DOI: 10.1002/acp.1648),探討了災難事件對人們日常行為決策的影響,發現災后人們更傾向于高估小概率(overweight low probabilities)。
此前,意大利心理學家Sacco等人(2003)基于“9.11”災難事件的研究曾提出,災后人們會更加傾向于風險規避(risk averse),即在面對風險時人們會變得更加保守。然而,李紓、王文忠研究員和博士生李金珍等人在2008年郴州雪災和5.12汶川地震后所搜集到的數據表明,在面臨“損失”時,人們的確更加風險規避,而在面臨“獲得”時,卻更加風險尋求。這一研究結果并不支持Sacco等人(2003)的結論。災難后的風險態度不能簡單描述為更加風險尋求或更加風險規避。更合理的應該是,災難后人們會表現出更加高估小概率這一穩定傾向。同時,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ahneman和美國行為科學家Tversky (1979)的觀點,高估小概率可以用來解釋人們購買彩票和保險的行為。研究發現,地震后人們對于彩票和保險的購買意愿的確都增強了。進一步分析發現,Sacco等人(2003)所用題目中的變量參數(gamble parameter)與Kahneman和Tversky (1979)所用的參數雖然在“貨幣價值”(economically)上相等,但在“數值”(numerically)上卻并不相等。而數值的大小變化本身就會引起人們在風險態度上的變化。根據李紓(Li,1998)總結的風險態度“四折”模型(a four-fold pattern of risk attitudes)——對于小的確定物(Sure Thing,ST)而言,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傾向于風險尋求,而面臨“損失”時傾向于風險規避;但對于大的ST, 人們則表現出面臨“獲得”時傾向于風險規避,而面臨“損失”時傾向于風險尋求——可以看出,Sacco 等人(2003)與Kahneman 和Tversky(1979)研究中風險態度的差異很可能是由于ST的變化所造成的,而不能簡單歸因于“9.11”這一災難事件的影響。
此外,已被接受的另兩篇文章中,李紓研究員和博士生李金珍等人還發現,災難事件后人們的時間折扣(time discounting)率更高,即災后人們更傾向于要現在的獲得,而更傾向于承受以后的損失;災難事件后人們在同伴比較(peer-comparison)問題上的過分自信(overconfidence)水平降低,災難事件似乎使人變得更理性。目前這兩個研究已分別被Risk Analysis和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期刊接受。
李紓研究員等人的這一系列研究澄清了受災人群的心理反應和風險態度變化趨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災后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并為災后決策和干預提供心理科學的理論依據。
已發表的這篇文章(Li, J-Z., Li, S., Wang, W-Z., Rao, L-L, & Liu, H. (2009) Are people always more risk averse after disasters? Surveys after a heavy snow-hit and a major earthquake in China in 2008.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DOI: 10.1002/acp.1648),探討了災難事件對人們日常行為決策的影響,發現災后人們更傾向于高估小概率(overweight low probabilities)。
此前,意大利心理學家Sacco等人(2003)基于“9.11”災難事件的研究曾提出,災后人們會更加傾向于風險規避(risk averse),即在面對風險時人們會變得更加保守。然而,李紓、王文忠研究員和博士生李金珍等人在2008年郴州雪災和5.12汶川地震后所搜集到的數據表明,在面臨“損失”時,人們的確更加風險規避,而在面臨“獲得”時,卻更加風險尋求。這一研究結果并不支持Sacco等人(2003)的結論。災難后的風險態度不能簡單描述為更加風險尋求或更加風險規避。更合理的應該是,災難后人們會表現出更加高估小概率這一穩定傾向。同時,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ahneman和美國行為科學家Tversky (1979)的觀點,高估小概率可以用來解釋人們購買彩票和保險的行為。研究發現,地震后人們對于彩票和保險的購買意愿的確都增強了。進一步分析發現,Sacco等人(2003)所用題目中的變量參數(gamble parameter)與Kahneman和Tversky (1979)所用的參數雖然在“貨幣價值”(economically)上相等,但在“數值”(numerically)上卻并不相等。而數值的大小變化本身就會引起人們在風險態度上的變化。根據李紓(Li,1998)總結的風險態度“四折”模型(a four-fold pattern of risk attitudes)——對于小的確定物(Sure Thing,ST)而言,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傾向于風險尋求,而面臨“損失”時傾向于風險規避;但對于大的ST, 人們則表現出面臨“獲得”時傾向于風險規避,而面臨“損失”時傾向于風險尋求——可以看出,Sacco 等人(2003)與Kahneman 和Tversky(1979)研究中風險態度的差異很可能是由于ST的變化所造成的,而不能簡單歸因于“9.11”這一災難事件的影響。
此外,已被接受的另兩篇文章中,李紓研究員和博士生李金珍等人還發現,災難事件后人們的時間折扣(time discounting)率更高,即災后人們更傾向于要現在的獲得,而更傾向于承受以后的損失;災難事件后人們在同伴比較(peer-comparison)問題上的過分自信(overconfidence)水平降低,災難事件似乎使人變得更理性。目前這兩個研究已分別被Risk Analysis和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期刊接受。
李紓研究員等人的這一系列研究澄清了受災人群的心理反應和風險態度變化趨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災后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并為災后決策和干預提供心理科學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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