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進展
《PLoS綜合》：汶川地震后“心理臺風眼”效應的變式和發展
發布時間：2010-03-18
作者：社會與工程心理學研究室 饒儷琳 殷曉莉
繼“心理臺風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現象的研究成果發表于PLoS ONE期刊后，時隔1年，PLoS ONE再次發表了張侃研究員主持的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項目“汶川地震災區心理援助應急研究”（KKCX1-YW-05）的研究成果。項目組1年來的追蹤研究發現：“心理臺風眼”現象的效應在汶川地震1年之后仍然強勁；“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理論無法對“心理臺風眼”現象提供合理解釋。
在汶川地震發生1個月后的調查中，項目組發現，隨著災情嚴重程度的增加，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隨之降低，即，非災區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高于災區居民。項目組假“臺風眼”這一氣象名詞，形象地將其研究發現冠名為“心理臺風眼”效應（“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即，越接近高風險地點，心理越平靜。
在汶川地震發生4個月（2008年9月至10月）和11個月（2009年4月至5月）后，項目組又對災區（四川、甘肅）的4178名居民和非災區（北京、福建）的1038名居民進行了兩次跟蹤研究。采用和第一次研究相同的方法，后繼兩次的跟蹤研究進一步驗證了初次研究結果：隨著居民主觀判斷所在地災情嚴重程度的增加（從非受災、輕度受災、中度受災、到重度受災），其估計災區對醫生的需求量、災區對心理學工作者的需求量、災區發生大規模傳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數均隨之減少。
除此之外，項目組成員還發現“心理臺風眼”效應的兩個變式：與財產遭受損失的受災人的親緣關系越接近，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越低；與生命健康遭受傷害的受災人的親緣關系越接近，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越低。項目組成員將這兩個變式稱為“關系”版的“心理臺風眼”效應。所有這些“心理臺風眼”效應均表明，與人們的直覺推斷不同，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并不隨著受災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毫無疑問，重災區的居民遭受的損失最嚴重，但是他們對災難的抵抗力（resilient）似乎也是最強的。
項目組成員在初次研究中曾提出了“心理臺風眼”效應的兩種可能解釋：心理免疫理論和費斯廷格的認知失調理論（Festinger’s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在跟蹤研究中，項目組檢驗了心理免疫理論，發現其并不能對“心理臺風眼”效應做出合理解釋。
汶川地震向世人提出了“人們面臨不確定時如何對抗風險”這一問題。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的調查研究表明擁有最強抵抗力的人正是那些居住在重災區的居民們，或是那些至親遭受損失的人們。“心理臺風眼”效應的發現對非常規突發事件下各級部門的政策制定和應急管理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也將有助于理解人們如何抵抗來自自然、疾病和這個變化莫測星球上其它威脅的侵害。
該論文于2010年3月17日發表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上：Li, S., Rao, L-L., Bai, X-W., Zheng, R., Ren, X-P., Li, J-Z., Wang, Z-J., Liu, H., & Zhang, K.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3): e9727. doi:10.1371/journal.pone.0009727
在汶川地震發生1個月后的調查中，項目組發現，隨著災情嚴重程度的增加，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隨之降低，即，非災區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高于災區居民。項目組假“臺風眼”這一氣象名詞，形象地將其研究發現冠名為“心理臺風眼”效應（“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即，越接近高風險地點，心理越平靜。
在汶川地震發生4個月（2008年9月至10月）和11個月（2009年4月至5月）后，項目組又對災區（四川、甘肅）的4178名居民和非災區（北京、福建）的1038名居民進行了兩次跟蹤研究。采用和第一次研究相同的方法，后繼兩次的跟蹤研究進一步驗證了初次研究結果：隨著居民主觀判斷所在地災情嚴重程度的增加（從非受災、輕度受災、中度受災、到重度受災），其估計災區對醫生的需求量、災區對心理學工作者的需求量、災區發生大規模傳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數均隨之減少。
除此之外，項目組成員還發現“心理臺風眼”效應的兩個變式：與財產遭受損失的受災人的親緣關系越接近，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越低；與生命健康遭受傷害的受災人的親緣關系越接近，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越低。項目組成員將這兩個變式稱為“關系”版的“心理臺風眼”效應。所有這些“心理臺風眼”效應均表明，與人們的直覺推斷不同，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并不隨著受災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毫無疑問，重災區的居民遭受的損失最嚴重，但是他們對災難的抵抗力（resilient）似乎也是最強的。
項目組成員在初次研究中曾提出了“心理臺風眼”效應的兩種可能解釋：心理免疫理論和費斯廷格的認知失調理論（Festinger’s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在跟蹤研究中，項目組檢驗了心理免疫理論，發現其并不能對“心理臺風眼”效應做出合理解釋。
汶川地震向世人提出了“人們面臨不確定時如何對抗風險”這一問題。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的調查研究表明擁有最強抵抗力的人正是那些居住在重災區的居民們，或是那些至親遭受損失的人們。“心理臺風眼”效應的發現對非常規突發事件下各級部門的政策制定和應急管理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也將有助于理解人們如何抵抗來自自然、疾病和這個變化莫測星球上其它威脅的侵害。
該論文于2010年3月17日發表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上：Li, S., Rao, L-L., Bai, X-W., Zheng, R., Ren, X-P., Li, J-Z., Wang, Z-J., Liu, H., & Zhang, K.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3): e9727. doi:10.1371/journal.pone.000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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