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研究考察疫情期間恐懼情緒和集體主義如何影響公眾的防疫傾向

　　新冠疫情致使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醫療衛生系統、經濟甚至社會秩序等陷入困境。盡管全球都在呼吁民眾采取防疫措施，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民眾在防疫表現上卻相去甚遠。

　　研究發現，盡管新冠疫情讓人們普遍感到恐懼，但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之間的防疫行為差異依舊存在。作為一種人類共有的、在面對危險時自發產生的基本情緒，恐懼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釋人們在疫情期間的巨大防疫行為差異。基于對疫情期間社會現象的觀察，并結合文化心理學的觀點，引入文化價值觀變量有助于理解上述現象背后的機制。

　　病原體流行假說認為，與個體主義相比，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由于更加強調內群性（inner-group）和群體保護行為（ingroup vigilance），因此有利于在疫病盛行時期保護個體免受外來病原體的感染，進而遏制疾病的傳播。鑒于此，中國科學院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朱廷劭研究組以社交媒體為研究工具，考察了疫情期間民眾恐懼心理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對其防疫傾向的聯合影響。

　　該研究基于疫情期間的108,914名新浪微博活躍用戶，運用生態化識別技術計算出中國大陸地區31個省份在2020年1月11日~2月21日期間的恐懼情緒、集體主義和防疫傾向指數（圖1），通過多元回歸模型考察了恐懼情緒和集體主義對民眾防疫傾向的聯合影響。結果發現，民眾的恐懼情緒和集體主義均能正向預測其防疫傾向，且二者存在交互作用。

圖1 數據采集及心理指標計算流程

　　進一步的 Johnson-Neyman 法檢驗顯示，民眾的恐懼情緒和集體主義得分在聯合預測其防疫傾向時表現為相互阻抗、相互削弱，即民眾的恐懼情緒越多，其集體主義得分對防疫傾向的正向預測作用就越小；反之，其集體主義得分越高，恐懼情緒對防疫傾向的積極作用也就越弱。值得注意的是，當民眾的集體主義得分超過一定數值時，其恐懼情緒開始反作用于防疫傾向。

　　研究者由此推測，恐懼情緒和集體主義對防疫傾向的交互作用應結合病原體流行假說和認知資源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集體主義使人們獲得了更高的心理保護效能，從而在疫情發生后緩沖了恐懼情緒對民眾的影響。而另一方面，民眾在抵御恐懼等負面心理時，可能動用了大量的包括文化價值觀在內的心理認知資源，因而恐懼情緒抵消了集體主義對防疫傾向的部分作用。此外，在集體主義傾向較大的地區和人群中，由于較高的心理保護效能，人們可能并不會因恐懼而更多地采取防疫行為，與之相反，此時恐懼情緒的增加只會更多地消耗個體的心理資源，從而降低人們的防疫表現。

　　該研究首次證實了文化因素與情緒因素在流行病防護中的聯合作用，對于當下乃至此后的疫情防控類工作具有一定啟示。例如在倡導民眾采取防疫措施方面，“佩戴口罩能夠使您免于感染”（非恐懼誘導-個體主義式宣傳）可能是比“不戴口罩會增加您的感染風險”（恐懼誘導-個體主義式宣傳）更有效的溝通策略；而“佩戴口罩能夠使您和您的家人免于感染”（非恐懼誘導-集體主義式宣傳）則可能是比“佩戴口罩能夠使您免于感染”（非恐懼誘導-個體主義式宣傳）更為有效的溝通策略。

　　該研究成果發表于BMC Public Health：

　　Feng, H., Huimin, D., Zeyu, L., Peijing, W., Meng, Z., Ang, L., & Tingshao, Z. (2020, 2020/10/10). BMC Public Health.

　　https://doi.org/10.21203/rs.3.rs-46035/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