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研究揭示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的關系及其調節因素
親社會性泛指一切能提升他人、群體或整個社會福祉的行為及行為意向，是社會能夠良性運作的重要基石。大量研究發現，人們所處的社會階層（即個人的收入和財富、受教育水平和職業聲望所反映的社會地位）與其親社會行為有關。然而，關于高階層者還是低階層者更加親社會這一問題，卻存在不同的觀點與研究結果。其中，風險管理視角認為，低階層者生活在資源匱乏、威脅和不確定性更高的環境中，因而需要通過增加親社會行為這一適應性策略，幫助他們建立和維持互依性網絡，抵御未來可能的風險。相比之下，資源視角則認為，高階層者擁有更多物質與非物質資源，這使得他們可以在不做出太多自我犧牲的前提下，更有能力且更可能做出親社會行為。
為了系統驗證以上兩種視角提出的競爭性假設，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欒勝華研究組開展了一項大規模元分析研究，旨在厘清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之間的關系，并檢驗其中可能的調節因素。該項元分析匯集了1968年到2024年共471項獨立研究，包含1106個效應量，涉及60個國家（或地區）共234萬余名被試（見圖1）。該項研究除了編碼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之間的相關系數作為效應量指標外，還編碼了一系列社會文化變量（包括國家收入、經濟不平等程度、社會流動性指標、人口密度、宗教水平、文化松緊性、個體主義、權力距離和長期取向）、方法學變量（包括社會階層指標、親社會性測量方式）和人口學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是否為學生），以檢驗這些變量可能的調節效應。
圖1. 中英文研究文獻檢索流程圖
注：n1和n2分別代表兩輪文獻檢索中被識別、篩選和納入的文獻數量。
研究結果表明：
1.高階層者比低階層者表現出略高的親社會水平（總效應r = .065, 95% CI [.055, .075]），且不同研究的效應量具有較高的異質性（見圖2）；
2.這一正向關系在兒童（r = .055, 95% CI [.022, .088]）、青少年（r = .091, 95% CI [.061, .120]）及成年人群體（r = .061, 95% CI [.050, .073]）中均存在，且不受文化背景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效應量分布見圖3）；
3.無論是基于主觀社會階層（即自我評估或實驗操縱的社會等級，r = .063）還是客觀社會階層（即收入、受教育水平或職業聲望，r = .066），這一正向關系均存在且無顯著差異；
4.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之間的正向關系在需付出實際代價的親社會行為中（r = .079）比僅表達親社會意愿（r = .039）時更為顯著；
5.相比于付出非物質代價的日常親社會行為（如志愿行為，r = .088），這一正向關系在需付出物質代價的日常親社會行為（如捐贈行為，r = .140）中更為顯著。
圖2. 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關系的效應漏斗圖
注：正/負效應（r轉換后的Fisher’s z）表示高/低階層者更為親社會。橫坐標為Fisher’s z值，縱坐標為標準誤。
圖3. 不同國家或地區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之間關系的效應量及95%置信區間
注：##代表多個國家。
總體而言，這些研究結果支持了資源視角關于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關系的觀點，即稀缺的資源和匱乏感使得低階層者做出親社會行為的相對成本更高，進而導致其親社會行為更低。該研究不僅調和了曠日已久的、關于社會階層與親社會性之間關系的學術爭議，還為政策制定時優化社會治理提供了科學依據。
該研究獲得了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新促進會人才項目（2023095）、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科研項目（Y5CX052003, E1CX023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901028, 32171074, 32200881）和歐洲研究理事會鞏固基金（864519）等資助。
研究成果已發表于Psychological Bulletin。心理所伍俊輝副研究員為論文第一作者，欒勝華研究員與伍俊輝為共同通訊作者，其他作者包括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Daniel Balliet教授、安徽農業大學苑明亮副教授、南京大學李文岐博士、心理所在讀博士生陳妍妍、英國薩塞克斯大學金淑嫻博士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Paul A. M. Van Lange教授。
論文信息：Wu, J., Balliet, D., Yuan, M., Li, W., Chen, Y., Jin, S., Luan, S., & Van Lange, P. A. M. (2025).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51(3), 285–321.https://doi.org/10.1037/bul000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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